甫於今年校慶獲頒本校名譽博士的曹永和先生和彭汪嘉康女士，將自本期開始，在本校校園焦點新聞網頁中逐一報導。首先介紹的是曹永和先生，曹先生出生於 1920年（大正 9 ）年，是士林大族曹家的後裔。由於父親的教誨，曹先生從孩童時代起，讀了許多課外讀物，且養成對文史哲的濃厚興趣。曹先生在臺北州立第二中學校畢業後，為了抗拒當時流行的價值觀──即有為青年應該去唸大學醫科或當個銀行職員等，曹先生不再升學；即使最後拗不過家人的堅持，而在士林信用販賣購買利用組合工作了一段時間，曹先生最後還是逃離了不符志趣的職場，開始自修、苦學的生涯。
1947年 3 月，曹先生在楊雲萍、陳紹馨的引薦下，進入臺灣大學圖書館工作。這是他一生的重要轉捩點，臺大圖書館為曹先生開啟了終生學習的機會與寶庫；一直到1985年10月退休為止，曹先生在圖書館工作了一輩子，也上窮碧落下黃泉的讀了許多書。無論是在囫圇吞棗的初學階段，還是1965年以後專治臺灣史的年代，曹先生一直像雜食動物一般的嗜讀各式各樣的書，而這也造就了他廣博的學識，並凝聚出超越臺灣島嶼、漢人觀點的時間觀與空間觀。由於工作的緣故，曹先生每天必須接觸歐美日各國的書刊文獻，使他體會到多國語文是歷史學者必備的治學工具；於是，他在工作之餘，投注大量的時間、精力學習外語。
種種努力，使曹先生成為臺灣史學界稀有的「多語人」，而以精通日文、英文、荷蘭文，略通西班牙文、德文和拉丁文等聞名。曹先生最為人熟知的研究，即是透過對古荷蘭文獻檔案的掌握，所從事的臺灣早期歷史研究。對曹先生影響最大的事，是受業於日本恩師巖生成一博士。巖生博士戰前在臺北帝大教書，回到日本後，則到東京大學任教。他在日本讀到了曹先生寫的歷史論文，欣賞之餘，竟將曹先生收為入門弟子，並在1965年爭取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研究獎助（UNESCO Fellowship ），讓沒有機會成為大學生的曹先生，能到典藏最富的東洋文庫和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研究一年。在這一年中，巖生博士不但特地定時為曹先生個人講授課程，還指導他利用荷蘭未刊文獻進行研究。這番際遇，不但提升了曹先生從事嚴謹研究的學術能力，也成為曹先生終生念茲在茲、不敢稍忘的師生誼。
1973∼75年間，香港中文大學東亞大學研究中心和美國南伊利諾大學越南研究中心合辦「越南史料研究計劃」，曹先生獲邀擔任客座研究員，參與越南史中文資料國際研究計劃的研究工作。1978年，曹先生又應荷蘭國立萊頓大學歐洲發展史研究中心之聘，參加「熱蘭遮城日記」的編校註疏研究計劃。上述經歷，終於使曹先生成為臺灣史學者中少數具備國際學術聲望的學者。
寫作不輟的曹先生，以其臺灣早期歷史、中西交通史、海洋發展史等多篇重要論著，逐漸得到國內學術界的認識。1984年 8 月，長期的努力，使曹先生被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今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的前身）聘為兼任研究員，同時獲聘臺灣大學歷史系兼任教授。對於一個不具大學以上學歷的研究者而言，曹先生能得到最講求學歷的學院予以肯定，可說是臺灣社會對一個一生忠實於志趣傾注一生之力而不倦的學者最大的鼓勵。
翻開臺灣文獻、研究等叢刊，我們發現曹先生與當年的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諸位先生們，曾經投入許多時間在臺灣各圖書館、檔案室，甚至遠到日本、香港、美國、歐洲等地抄錄、整理、翻譯文獻資料，然後精心校訂、出版一系列臺灣研究相關的叢刊彙編。如果沒有他們當初的努力與付出、沒有這批文獻叢刊的整理與出版，實在難以想像今天臺灣史研究的進程會是如何？！曹先生不只以苦學成就了自己，也和他同時代的先生們為臺灣史學界培殖了豐厚的土壤。
因此，本校頒授曹永和先生名譽博士理由有二：第一、提升臺灣歷史研究之國際聲望，中央研究院院士曹永和先生，於任職臺大圖書館期間，深感整理臺灣史料的重要性，除積極投入相關領域的研究之外，更義務協助出版《臺灣文獻叢刊》。由於治學有成，備受推崇，從民國49年起，經常獲邀前往日本和歐美各國，參與國際學術會議，推動合作計畫，對奠定臺灣歷史研究的基礎，提升臺灣歷史研究的國際聲望，具有不可磨滅的貢獻。
第二、勤毅自學，足為後學典範：曹先生不受學歷和工作性質所限，憑其毅力與熱忱，在繁忙的工作之餘，抽空自修多國語文，獻身學術研究，其成果豐碩，深獲肯定；自民國73年起，應聘在臺大歷史系授課並指導研究生，二十多年來，培育國內外無數優秀人才。此外，曹院士更出錢出力，以申請研究計畫、成立基金會等方式，支持相關學術活動與出版，為國內年輕學子爭取出國進修的機會；資助並推廣臺灣史以及海洋史的研究。其大公無私的人品，致力學術的熱忱，提攜後進的魄力，贏得社會廣泛的尊敬與學界一致的推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