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藏在椰林大道旁的蚌殼珍珠-森林系標本室

文：李潔玫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研究生) 袁孝維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主任)

椰林大道旁、小椰林大道的轉角，一幢古舊的森林系館在整排高大的肯氏南洋杉後面安靜駐足。這棟建物在1959年興建，歷經了54年的臺大校園滄海桑田，看盡了椰林道上往來騎著腳踏車、時光交錯中不同年代的學子，曖曖內含光。進入森林系館的三樓，一間不起眼的房間，門口標註著「植物標本室」，簡簡單單，然而真正走入歷史的迴廊，你才會發現原來在溫潤的外表下，標本室內有許多在臺灣農業及植物分類上重要的寶藏，約有100,000份植物標本，800餘份模式標本，更擁有臺灣最早1792年的臘葉標本。這間標本室是埋在臺大校園裡一顆安靜虔沉的珍珠，訴說的故事卻讓你著迷。

木櫃裡存放著一份份的臘葉標本

推開標本室的木門，映入眼簾的是整排木櫃，櫃子裡擺放著一疊疊的臘葉標本及果實標本，是以森林系師生的標本為基礎，加上園藝系日據時期田中長三郎教授等蒐集之植物標本，森林系師生們陸續採集、交換累積而來。標本室內標本內容豐富，與臺灣林業試驗所標本館及臺大生科系標本館併列為臺灣三大植物標本館。循著足跡往回查看，竟在森林系標本室內發現一份1792年採集自菲律賓的標本，目前標本室的館長是鍾國芳老師，館內人員王國雄先生在做數位典藏的工作時，偶然在標本室內發現。目前臺灣記錄最早的採集標本為1854年英人Robert Fortune採集，在這裡卻發現歷史更為久遠的標本！王先生追溯其歷史記錄時發現，這份標本是大航海時代隨船的採集家採集，是由當時田中長三郎為了做研究和別人交換標本而來，除此之外，標本室內也有一份1835年來自印度的模式標本，時間最早的一份竟比臺灣採集記錄最古老的標本還早。站在標本室內，感覺身處在歷史的洪流當中，櫃子裡一份份的標本遠遠超過自己走過的歲月，好像所有的事情都顯得微不足道了。

捷克籍植物學者 Thaddaeus Haenke於1792年採集自菲律賓呂宋島的植物標本，由美國植物學者 Elmer Merrill於1933年鑑定為桑科榕屬植物Ficus clusioides Miq.，為臺灣標本館目前已知收藏最古老的植物標本。

說到田中長三郎，他是日治時期在臺學者中數一數二的人物，但1944年田中先生榮退返回日本，離開臺北帝國大學。這樣一位才華洋溢的學者在學術生命高峰之際離開，無論是對於臺北帝大或田中先生個人而言，都是莫大的損失。接著1945年日本戰敗歸還臺灣，直至1958年，田中先生才得以再度回到臺灣，目的是希望能拿回他的藏書和尋找他費了近三十年的歲月所繪畫的四十幾冊世界各地的各種柑橘類素描畫冊(Sketch Book)等原稿資料。前者因日本戰敗，被作為敵產沒收，成為臺大校產，沒有辦法回到田中先生身邊，後者早已不知被十多年的歲月沖向何處，他只能空手而回。田中先生對於這些寶貝不能拿回，只能無奈地說：「可惜！空有寶藏，卻徒手而回。」

然而五十多年後，在一次機緣下，王國雄先生整理標本時，整理出許多標本都與田中先生有關，經過文獻查證，其原收藏在臺北帝大園藝學教室中，直到1960年左右該館藏轉移至森林系標本室。田中先生的收藏屬於個人收藏，其數量約有近三萬份標本，皆收藏在森林系標本室內。一份份的標本經由數位典藏記錄，發現其中珍貴的東西還真不少！原來因為田中先生收藏時間早，又因1900年到1920年左右，全世界植物科學開始進行大量植物的命名，模式植物標本為植物命名的重要依據，但那時不懂植物模式標本原來就是一間標本館館藏價值的指標，所以田中先生以交換或購買的方式收集標本，意外得到許多年代很早的植物模式標本。在標本室內發現的那刻，像是蚌殼微微打開時，意外發現裡面含有一顆玉潤渾圓的珍珠般，令人想要更加深入的了解這間處在森林系館三樓的房間，到底裡面還藏著多少的寶貝。王先生來到森林系標本室一年多的歲月，由於沒有足夠的經費和人力，所以一個人整理著一份份的標本，標本的重貼、文獻的查證、建檔整理全都由他一手包辦，還好系上的師生幫忙他處理館內維護修繕、宣傳管理等事務，讓他能專心處理標本。

經由王先生的整理，發現田中先生的收藏裡面，不只是年代久遠，更有幾位重要植物學家的標本，例如知名植物分類學家Robert Wight幾百份的標本，其中含有幾十餘份之植物模式標本，其植物標本可以說是英國邱植物園 (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 邱，皇家植物園)的重要收藏。

蘇格蘭植物學家Robert Wight第492號標本於1835年採自印度南部Courtallum，為木犀科Olea linocieroides Wight的複集模式(isosyntype)，為臺灣標本館已知收藏最古老的植物模式標本。

在森林系標本室內有幾份標本有標籤，但在其發表的南方印度植物誌內卻沒有記載，邱植物園卻也沒有，這又讓人看見森林系標本室迷人的地方。除了Robert Wight外，館內還有德國重要植物分類學家恩格勒(Adolf Engler)研究生時期1868年的採集標本，他是植物系統學中近代植物學之父，以及中國近代植物學之父──錢崇澍第一份採集標本等。

此外，田中長三郎的收藏內含有4,000份以上海南島的標本，這是田中先生從中國植物學家陳煥鏞手中購買或是輾轉交換得來，陳先生為中國最早調查海南島的人，其中一批標本目前收藏於美國哈佛的博物館內，另一批則在廣州中山大學，但因後來戰亂及文化大革命，所以標本保存狀況較不良好，而在田中先生手上也有一批，輾轉來到森林系標本室，且因為田中先生當時保存良好，才得以流傳至今。對一地方的資源了解除派人親自調查，標本也能提供直接的證據，臺大植物系標本館 (TAI) 已提供相對的證據，現在看來，森林系標本室所藏標本似乎也是當時重要的證據。

櫃子內放著田中長三郎的柑橘浸液標本，田中長三郎收集了世界各地的柑橘標本，並寫有著作有《日本柑橘學》、《日本柑橘圖譜》等柑橘相關著作

森林系標本室有幸收藏田中長三郎的標本，這就要提到森林系退休的教授──劉棠瑞教授。劉教授當農學院院長時期，將田中先生的標本由臺北帝大園藝學教室轉到森林系標本室收藏。在整理標本時，發現其中有一批轉到標本室收藏時較不受重視，經過王先生查閱歷史資料，比對推測可能因為是戰亂時期田中長三郎尚未發表，所以也不可考。這批標本在館藏轉移之後，因為系上廖日京教授在做研究時，整理標本室內尚未上表(貼臺紙)的標本時被發現，當時推測似乎是日據時期的標本，根據田中長三郎尚未發表之論文手稿及採集報紙上標註有田中先生的館號來看，這批標本的採集人可能和田中先生有關。

劉教授也有種子及果實標本的擺放在一個個的玻璃容器裡面收藏。而每個櫃子打開來看總會又發現另一項珍寶，牆邊擺放的鐵櫃內擺滿一個個劉教授雇用的陳建鑄先生畫圖並製作的模板，是以前用來印刷書籍的，但因館內設備老舊的關係，溫度及濕度不易控制而造成模板鏽蝕成綠色，還好上面紋路依然可見，可以和以前印刷的書籍做比對，尋找模板相對應的圖，也成為一有趣的事情。

劉棠瑞教授收集的種子和毬果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