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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次訪問臺灣的感想

王: 下一個問題是,老師二十年前就在清華大學訪問過一年,二十年後又到臺大訪問一年,這二十年來當然有很多的變化,那老師可不可以談一談對這個有什麼感想,對這些參與的學生跟老師有什麼建議。
丘: 二十年前我到臺灣來訪問一年,當時我本來想來臺大,臺大沒有經費來支持我,二十年前我還年輕,那個時候家裡面不可能不需要錢用,所以到臺灣來我還是需要薪金,現在錢對我沒有這麼重要了。
王: 老師這次根本沒有支薪。
丘: 水平應該要維持。
王: 因為臺灣的院士數學這邊比較少,當然是吃虧,但是也被讚賞的是他的水平,是一個真正數學的國際水平。
丘: 當年我需要,我兩個小孩還小,清華願意做這個事,因為劉兆玄校長很有魄力,願意支持我到清華去,所以我去了。那時候很愉快,在那邊上課,學生很不錯,臺大也有幾個學生到新竹來。當時清華數學系辦得越來越好,劉兆玄校長的支持很重要,後來也在清華成立了國家理論科學研究中心,也是因為劉校長後來當了國科會主委,就有辦法。當時成立這個中心,其實是因為當時南韓要成立一個中心。
王: 是 KAIST 還是 KIAS?(後查:KAIST 建立於1971,KIAS 成立於1996)
丘: 那是15年前的事了。那時候韓國請楊(振寧)先生做主任,有物理、數學還有其他項目。當時韓國要臺灣支持他們,要國科會每年送五十萬美金給他們,劉兆玄就跑來問我覺得怎麼樣,我想臺灣的數學無論怎麼說都比南韓好得多。對臺灣來講,納稅人五十萬美金不算少錢。去支持南韓,當然美其名是面向亞洲,可是無論如何是用臺灣納稅人的錢,而臺灣數學比他們好,我覺得這樣的支持不合適。我想既然有這個錢,乾脆在臺灣成立一個中心,經過很多考慮之後,劉兆玄就成立了理論中心,楊先生的意見當然是關鍵性的,理論中心就擴大為物理跟數學一起。我覺得劉兆玄很有遠見,願意做這個事,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臺灣和大陸都有同樣的問題!每個系都只講求自己的好處,不從大局著眼。成立這個中心的時候,中研院數學所極力反對,中研院數學所所長認為在臺灣,任何數學活動都應該在中研院數學所做,不應該在南港以南的地方去做,所以當時遇到很多困難。這個中心是清華跟交通大學合辦的,由於中心在清華校園,結果大部分活動在清華,既然辦得好這也沒有關係,交通大學和清華的關係也很好,希望他們多過來走走,他們也願意。
可是清華數學系裡面就開始分歧,分好幾派。那是我最討厭的,我在香港長大,跟臺灣的學者沒有任何私人關係,我也搞不清楚這些關係,我到清華只是幫忙。我在清華的時候,系裡已經有紛爭,紛爭的原因我沒搞清楚,基本上是誰影響最大的樣子,也不見得是錢的問題。舉例來說,一個 group 是請我來的,一個 group 是不請的,後者就去攻擊前者,就自己這樣爭,無聊透頂。那不請我來的人說,丘成桐演講我不給他面子,我不來聽。這個講法實在很可笑,我演講他來不來聽與我何干,我一點都不在乎,但他們卻認為是很重要的表態。這些紛爭最後導致數學系跟理論中心吵架。數學系有些人不支持這個中心,理論中心做得很好的時候,他們也不在乎,這是很不幸的事情。
由於我的建議,林長壽到清華去做中心主任,做的很好,中心運作暢順,可是系裡有人不願意他長期在那邊,當時林長壽已經做了院士,做了院士還不能夠留在清華數學系,這是太荒謬的事。不只是因為他做院士,他的學問實在很不錯,同時行政能力也很優秀,將那�媬麇o有聲有色。當時的校長不夠魄力。我認為他應該排除數學系的反對聘任林長壽,我看不出來校長這樣做有什麼不行,校長應該有權力聘任一個有學問的學者。可是校長不敢,所以數學系的某些人影響越來越大,漸漸形成了一種氛圍,使王金龍、于靖這些一流學者不舒服。對清華數學系來說,這是災難性的。跟著李文卿來了,無論于靖和李文卿都做得很好,為清華做出很重要的貢獻。但為了其他關係,清華校長居然說:每年來訪問一、兩個星期的張聖容對數學系的貢獻是最大的。簡直是荒唐之至,以後誰還替清華賣力?
王: 打岔一個問題,老師剛剛提到理論中心在辦之前(1997),那時候臺灣的數學應該是比南韓好,經過很長的時間,南韓這十幾年來迅速的發展,如果是現在再來看臺灣的數學和韓國的數學,哪個好?
丘: 還是臺灣比較好一點,不過南韓最近學問也長進了不少,他們開始聘出色的學者,這是很值得我們憂慮的事情。以臺灣現在的薪水與學風,如此下去,會出問題。臺灣所能提供的薪水較低,香港、大陸、新加坡、南韓、日本薪金都比臺灣高,人才便會流失。在臺灣,有人將教授的薪水去跟計程車的司機比,這是很荒謬的。做學問還是要投資的,這是長遠之計,不是一年、兩年或幾個月的事。古往今來,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將科學發展好,而沒有充分投資的。
我讀數學歷史,發現十九世紀的幾百個大數學家,除了一、兩個之外,沒有一個是在貧窮邊緣生活的。好的數學家要有一定的經濟基礎,至少他在做研究的時候,不需要擔憂生計,太擔憂數學就做不成了。從希臘的數學家,一直到近代歐洲,到現在,大數學家的生活大致上都是無憂無慮的,他們不奢侈,可是不能不足夠。很多人看了小說、聽了媒體,以為越窮苦的數學家,學問做得就越好,其實沒有這回事。數學家出身可能窮苦,可是假如到了做學問的時候還是很貧窮,做學問就會有困難。假如我今天要擔心小孩有沒有錢交學費,晚上有沒有飯吃,或者我住的房子破破爛爛,小孩子不舒服要看醫生,我要擔心這些生活上的事情,就很難專心做學問。所以國科會也好、臺灣政府也好,以為教授可以維持在偏低的薪水配額上,這是錯誤的。
王: 對這次來臺灣訪問,還有對現在上課的狀況、對學生、老師的狀況有沒有什麼建議。
丘: 剛來的時候,對臺大的學生有點期望,可是來了以後,我覺得他們的動機不夠,跟從前遇到的臺灣學生不太一樣。從前的學生精力旺盛,現在大概是學生家裡面希望走不同的路。二十年來,就是我從新竹回去以後,我們在 Harvard 每年收一個到兩個臺灣的學生,都很好,就是這兩、三年情況有點不太妙,比不上從前,我不清楚是什麼原因。
王: 是不是資格考不能考的有以前好,就是基礎數學好像比較弱、比較不扎實。
丘: 問題在於基礎的訓練不夠,該學的沒有學,是不是因為學生自己以為不用學,或者老師不想教,我想可能都有關係。從前臺灣來的學生對於簡單的代數拓樸這些東西都懂,現在來 Harvard 的就不太懂,這表示有問題。有些本科生連一些基本的分析也不見得很懂。我覺得非要堅持水平,單單高分沒用,基礎學科必須要學。現代的數學需要很多不同方面的知識,可能學生越來越專業,學拓樸的不學代數,學代數的不學分析,這是不行的。大學生應當學習所有基本數學,學了以後,到研究所時再選方向。
王: 比如說像李群與李代數這種課在 Harvard 是常常會開的嗎?
丘: 是啊。你們這邊沒有開嗎?
王: 臺大原來說兩年要開一次,可是常常都很久很久沒有開。
丘: 這樣是不行的。我教過李群,有些基本的課是非教不可,就算學生少也要開。我記得有一次 Harvard 的院長很驕傲的對我說:你看我們請了蘇聯的兩位大教授來,上他們的課才一個學生,我們也照開課。雖然只有一個學生,但有很多教授在聽,我們就照樣開這門課。所以,重要的學科還是非開不可,不能說學生太少就不開。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學生少的課,產生的效果比學生多的還要大,可能學生更花功夫去唸吧。
王: 我記得老師以前說過,老師在唸博士的時候,聽了 Morrey 的課,最後只剩你一個學生。
丘: 對呀! 所以不見得學生少就影響力不大,所以我們一定要注意這點,只要教的課有內容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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